做书是一生一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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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书是一生一事

2024-03-05 02:05:12 来源:中国新闻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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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李昕是一位出版家,曾经参与出版过很多书,那一串足以传世的闪光书目,想必很多人都拥有或阅读过,如何兆武的《上学记》、齐邦媛的《巨流河》、屠岸的《生正逢时》、曾彦修的《平生六记》、马识途的《百岁拾忆》、王鼎钧的《回忆录四部曲》、陆键东的《陈寅恪最后20年》,都可以说是畅销书了。

  李昕的出版生涯,历经人民文学、香港三联、北京三联、商务印书馆,40年四个阶段,他始终称自己是一个做书的人。日前,他出版新书《一生一事》,这一次,是为自己做书,书的副标题即为:做书的日子。

  这本书是李昕送给自己的70岁礼物。他说:“我这一辈子故事太多,我试图通过故事来给自己的编辑生涯做一个总结。”他选择那些对出版生涯有意义、对人生成长有意义的故事。一位清华大学毕业的老干部在读过《一生一事》后,特意告诉李昕:你这本书特别应该推荐给大学生,关于人生的选择对他们会有启发。

  一生一事是一种人生选择,也是李昕人生价值的体现。这本书中有出版故事,有出版理念,有人生感悟,也有检讨和遗憾。李昕为人强调客观,他将这些人生经历都如实写出。考量之下他觉得自我的考试是及格的,他对此感到自豪和满足,“尽管一生没当什么官,没发什么财,但这一辈子过得很值”。

  壹 “我是被人文社培养出来的训练有素的编辑”

  1982年李昕从武汉大学毕业,面对众多就业窗口,他选择了北京和出版,回京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。

  人文社的规矩,入社先接受各项业务培训。李昕从校对做起,熟悉整个编辑工作规范。培训结束后进入他热爱的当代文学编辑部文艺理论组。

  在人文社时期,编辑是李昕的一种人生理想,这个观念来自于人文社的两位老领导:韦君宜和屠岸。他记得到人文社听的第一堂编辑课是韦君宜所讲:当编辑不要想当官,不要想赚大钱,不要想出大名。这是胡乔木在上世纪30年代时对她说的。这句话对李昕影响很深,他说:“老实说我这一辈子无论当官、赚钱都是有一些机会的,但因为韦君宜的这句话我早早就打定一辈子做编辑的主意了。”

  屠岸也讲过编辑课,他讲的是“当编辑不能过于自信,要尊重作者,不能随便修改作者的文章”。这个理念也对李昕影响很深。屠岸讲的一个例子李昕一辈子记得清楚:“孙犁的《荷花淀》,写男人都去游击队了,游击队员的妻子在家里想念丈夫,孙犁写:‘女人到底有些藕断丝连。’编辑觉得‘藕断丝连’用来形容这种感情不太准确,于是改成了‘有些牵肠挂肚’。结果孙犁一看就急了,说我这么美的东西,你给我搞成什么肠子肚子的。最后是韦君宜带着责任编辑跑到天津,跟孙犁登门道歉。”所以李昕改作者的稿子特别慎重,“不到不得已我是不动的。”

  人文社平台培养了李昕在茫茫书海中精选好书的能力。“没有这样一个严格标准的出版社,培养不出这种眼光。”李昕说,我是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培养出来的一个训练有素的编辑。

  在《一生一事》中,李昕记述了多篇做书故事,一位训练有素的编辑,做书的故事堪称编辑教科书,令人大开眼界。如他记述编辑出版著名学者杨义的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三卷本,当时,杨义还是一个刚毕业的研究生,三十几岁。李昕记得,当杨义将50万字的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第一卷的手稿抱到编辑室桌上时,大家全愣了:稿子太厚了,如果三卷写完,要150万字!“要知道游国恩主编四卷本《中国文学史》也不过150万字,那是总结两三千年文学流变的。”

  当时杨义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年轻人,要到人文社这样的最高殿堂出一套文学史长篇巨作,没有先例。但当李昕读过杨义的这部巨著后,被杨义“扎实厚重,新意迭出,发掘人所未曾发掘的史料,言及人所未能言及的独见”的功力所折服,立刻报送选题,各级领导在复审后也看好这部书,但因为杨义的名不见经传,都担心亏损。

  经过分析,大家觉得如拿去申请列入高等学校文科教材,或许是个办法。李昕去跑这件事,不懈努力加机缘巧合之下,杨义的这部大书最终被国家教委批准做了教材。李昕说:“那真是天上掉馅饼,喜出望外啊!”从此,杨义的学术道路一片坦途,再出版任何著作都不困难了。而这套书作为高校教材几乎年年重印,经济效益不俗,也成为人文社的常备书。

  李昕和杨义的合作故事,也成为两人的人生佳话。李昕回忆:“杨义曾经说:‘咱们两人是互相绕不开的。’意思是说,他作为作者,我作为编者,以后在各自总结人生的时候,都不可避免地会提及对方,因为双方都认为对方在自己人生中是非常重要的。”

  在人文社,李昕自己也做当代文学评论,他向往成为文学评论家。他写了很多文章,读了大量时代作品,无论是小说、诗歌还是文艺理论,他都紧跟步伐。“所以参照系都比较清楚,这方面的意识和自觉是在人民文学培养起来的。”

  贰 “屠岸和陈早春,都是令我感念的人”

  诗人屠岸对李昕鼓励最多。因为李昕是党员,在人文社最初要被选去当政工干部,而他倾心于做编辑,他求助于屠岸,让屠岸给他三年时间试试做编辑。李昕清楚地记得,屠岸伸出一个手指头说:“一言为定。”三年中,屠岸屡屡考察李昕。开编辑工作座谈会,点名让他发言:在编辑工作中是怎么做的?有哪些体会?李昕当时正在编唐弢先生的《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》,因此专门找来一批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进行比较阅读,并给唐弢提意见,您这个问题没有涉及,是不是应该再补上几笔?唐弢对此很是欣赏,认为这个编辑用心。李昕把所做的这些工作在会上讲出来,屠岸听后马上说,李昕同志做编辑的路子是对的。

  1986年年初,李昕得了一场乙型肝炎,他因此很紧张,一个多月没去上班。屠岸知道后给他写信,安慰他要安心养病,既来之则安之。李昕说:“我当时一看就感动得流眼泪,他已经是60岁的老同志,又是人文社的总编辑,而我只是个青年编辑。”

  李昕回了信,写了三页纸,一是表示感谢,二是讲虽然有时抱怨看不完的稿,但离不开人文社,最后注明肝炎还在传染期,这封信请看后烧掉。

  李昕和屠岸在一起工作四五年时间,屠岸退休以后依然笔耕不辍,出了书必送李昕。李昕到香港三联工作,屠岸一直希望他再回人文社,进入领导班子。2000年前后,李昕在香港忽然接到屠岸的一封厚信,打开一看,是一沓信和一张贺年片,信里夹着1986年李昕写的那封请屠岸看后烧掉的信。李昕看到他的信上有红笔道道,画在“我虽然抱怨这份工作,但我离不开人文社”这句话上,然后屠岸写:“你答应过我要回来,可是到今天都没回来。”李昕说:“他一直挂念人文社,希望我回来,但香港三联不放我,我也因此没有实现对他的承诺。但老先生对我无比的信任,他对我是真的好。”

  李昕曾写过一篇《君子屠岸》,回忆与老领导的相交相识,被认为是所有纪念屠岸的文章中最好的一篇。

  人文社社长陈早春,也是李昕感念的人。“我在陈社长手下工作时间最长,一直到我1996年离开的时候,陈早春社长始终是人文社负责人,他是跟我关系最亲近的一位社领导。”李昕做过陈早春5年的社长助理,陈早春对他一路提拔,也一路保护。

  李昕坦陈,在人文社,自己是个有争议的人物,其中原因就有做事得到社领导支持,风头出得多。但李昕说,任何情况都未影响陈早春对他的评价、信任和重用。“那时候我年轻气盛,有时也意气用事,跟陈老师发过脾气拍过桌子,可他依然包容我,现在我想起来非常愧疚。”

  李昕记得,2015年的一天,陈早春打电话来聊天,说起当年多次被顶撞,依然一直包容,是因为相信自己没有看错人。李昕答,那个时候年轻不懂事,你老是说我少不经事,不当家不知柴米贵,我当时不知道社领导的辛苦,等后来我自己做了领导,我也拿这两句话对我的中层干部讲。“他听了以后哈哈大笑。”李昕说。

  叁 出版人之路,从香港三联开始

  1996年,李昕被派驻香港三联书店,任职副总编辑,“实际上级别没有提,但变成社领导,层级不一样了,思考的问题也就不一样了。”从这里开始,李昕走上了出版人之路。

  “所谓出版人,就是要从出版社整体角度来考虑图书出版问题,需要考虑经营和管理的问题。”在香港三联,首先让李昕大开眼界的是出版社在管理上对于表格的运用,“他们对一本书从头到尾用表格追踪,从编辑的案头工作起,各个工作环节,直到第n次印刷,都在一张大表上列出来。”上世纪90年代,内地出版社尚未使用电脑化管理,这样的统计表李昕在人文社从未见过,但香港三联很早就已开始使用。李昕从中感受到数字的直观,并发现和总结问题,所以“一天到晚研究数字”。

  在香港三联,李昕的职务虽然是副总编,但要负责从编辑出版到印刷发行等各环节业务,从中他得到了出版人应有的锻炼,他感到对做书有了些大局观,不再像过去那样拘泥于一本书。

  “比如,人文社不太重视图书的装帧设计,书常常以素面朝天的面目示人。而香港三联极为重视装帧设计,在设计上一直领先。”李昕回忆,“那时候我国内地印刷技术还比较落后,像一些大的画册,如王世襄的《明式家具珍赏》、沈从文的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》,都是在香港做的。”

  对书从内容到形式的整体认识,李昕将其归结为“书感”。在香港三联,他感觉自己的书感得到了不断提高,“我真切地认识到不同的书应该有不同的做法。”

  香港三联时期也有对李昕深有影响的老先生,一位是蓝真,一位是萧滋。李昕谈起两位老先生也是饱含深情,他说他们对自己的言传身教主要在于教导,“他们强调出书要关注现实,要注重思想启蒙,要出版可以促进社会进步的书。”李昕说:“香港三联是从邹韬奋时代一脉相承下来的,没有中断过,两位先生是那个时期过来的前辈,所以是一直秉承着传统的。渐渐地,出书要关注现实,促进社会进步,在我也形成了一种自觉。”

  2005年春节后,李昕从香港返回北京,到中国出版集团报到,很快被任命为生活、读书、新知三联书店副总经理兼副总编辑,几年后又成为总编辑。北京三联是李昕的个人选择,这个选择,也与蓝真和萧滋先生有关,两位老先生在李昕离港前一再叮嘱他要继续为三联服务。

  李昕初到北京三联,最突出的感觉是三联人的品牌意识。“北京三联的品牌意识,已经变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,变成了一种自觉,而且特别强,这是我在其他出版社没有体会过的。”

  说起来,北京三联品牌意识的形成,有着一定的时代背景。自改革开放以来,重新复牌的北京三联以“一流、新锐”为出版标准,追求“人文精神,思想智慧”,经过范用、沈昌文、董秀玉三代领导人的苦心经营,树立起了鲜明的品牌特色,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。李昕说:“三联的影响力不低于商务、中华,大家一听到三联就眼前一亮,因为它出的每一本书都是精品。”三联人自认是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,也乐于接受这样的社会评价。

  而李昕到北京三联遇到的新问题,就是如何在坚守传统的同时开拓进取。李昕坦陈:“2005年3月我到三联,那时中国出版集团已经成立,准备走上市的路,这种情况下,集团对三联的利润要求就有了大幅度增长。而三联人在超强品牌意识的作用下,似乎缺少与时俱进的激情。”

  李昕说:“所以我到北京三联以后,老实说在坚守传统、开拓进取这方面花费了不小的精力。”他称之为和三联“对表”,他在书中坦言:“我承认,直到这时为止,我的‘对表’还没有对准。当然,我也更加感觉到,三联与时代‘对表’的问题,比起我个人和它‘对表’更加重要。”

  肆 “《邓小平时代》可以说是我做得最成功的一本书”

  《一生一事》的装帧设计给人亲切之感,是由猴面包树工作室制作的。封面是柔和的橘粉色调,烘托着一张李昕在灯下看稿的照片。李昕告诉我,这张照片是他在家里编辑《邓小平时代》时爱人偶然拍的,被选做封面让他非常开心。“因为《邓小平时代》是我这辈子策划出版最重要的一本书,也可以说是做得最成功的一本书。”

  谈到《邓小平时代》出版前后的故事,李昕说自己得以在编辑生涯中遇到它,是幸运者,那是他在北京三联遇到的。这本书也是他一生经手的图书中难度最大的一本。“难度大表现在三个方面:争夺版权不易;审读定稿过程艰辛;营销推广压力大。”李昕说,“每个方面都有关键步骤,可以说,走错一步,结果都将是另一个样子。”《邓小平时代》出版后,一年时间,88万册销售一空,至今已经销售了130多万册。同时,这本书还是2013年中国所有图书中获奖次数最多的,共达16次。

  回顾以往,李昕坦言,《邓小平时代》的出版发行成功,是集体智慧的成果。据统计,参加此项目的出版社同事共有63人。这个项目出现在三联,也向社会证明了两点:其一,三联书店有能力按照现代出版方式运作畅销书;其二,三联书店仍然保持自己的现实关怀和人文关怀,仍然通过自己的出版物探索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。

  《邓小平时代》出版以后,很快便有同类选题被吸引到三联,如吴敬琏的《重启改革议程》《直面大转型时代》都交给了三联出版。李昕说,有些学者也因此改变了对三联的印象,“比如王蒙先生,我们很熟,有一次去他家,他送我一本他的时政类新著《中国天机》。我问,这本书为什么没有给我们出版?他反问,你们三联出版这类书吗?《邓小平时代》出版以后,王蒙先生打电话给我,主动向我推荐了其他出色的时政类著作。”

  2014年,李昕在北京三联任上退休,很快被商务印书馆邀请帮助出版社做选题策划,这一干又是八年。

  这八年,李昕最大的感触是自己需要与时俱进,因为时代又变了。“突出的感觉是比起做书来,卖书花的时间要更多。”

  为了顺应时代要求,李昕做起了小视频,“我在视频号里介绍我做的书,反响还不错。”他做小视频,全部是自己动手。

  伍 总结出版生涯经历的文化思潮,见解独到

  40年出版生涯,李昕参与选题出版的书超过1000种,担任终审的书有2500种,共约4亿字。除此之外,担任出版社领导职务以后,开会、组织策划、处理纠纷,各种事务性工作也纷至沓来。如何做到同时处理这么多事情?李昕说:“合理安排时间,重要的是得使点巧劲。我可以肯定我经手的书每一页我都看过,但有的看得很快,重大选题甚至看得比编辑还细。做终审,我关注的就是重大学术文化问题和政治导向了。”与此同时,李昕更注重拿出相当一部分精力组织和策划选题,抓重点书和畅销书。“我一直主张出版社领导要抓重点书、畅销书,要联系重要作者。这项工作出版社总编辑不带头做,只靠编辑自发行动是不行的。”

  40年白驹过隙,李昕也乐意安享平静,业余生活依然保持年轻时的爱好:摄影、读书、爬山。

  从小就爱好摄影,大学时就当过学生会摄影社社长;在香港时周末至少拿一天时间去爬山,香港的山爬了大半;读书是结合工作需要,买书都是为了看,在意书的品相,会在书上加条子画道子,有时还会写几句批语。不藏书,现在总共不到1万本书,买新书就淘汰旧书。

  逛书店常常是为了策划选题,很少闲逛书店,主要逛自家的三联书店,因为要找的书,自家书店里都有。爱逛法兰克福书展,几十年中前后共去过4次,特别是在图书策划、装帧设计方面,每次都有新感悟。

  谈及40年出版生涯经历的文化思潮,李昕有着独到见解。他说:“我这40年,是与时代同行,在大时代中不断学习和进步。中国出版业在改革开放以后的45年,我觉得可以均分为三个15年。”

  “第一个15年,1978年到1993年,这是出版价值回归的时代,特征是思想解放,观念更新,出版物注重思想深度和艺术价值,要有启蒙价值、新的观念和新的创作方法,可以说是激情燃烧的岁月。1993年到2008年,是新技术革命的时代,电脑技术广泛应用于出版业,读图时代来临。这个时期注重的是形式创新,出版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结合开始成为衡量图书质量的高标准。2010年至今,是出版企业化时代,也是电子和互联网出版与传统出版在竞争中发展的时代。出版运作变得更加复杂,竞争形势和环境更加严峻,和之前相比市场导向在出版策划中越来越重要了。”

  现在李昕觉得自己仍然年轻,有活力和激情,可以继续当编辑,做好书。他说:“所谓一生一事,此之谓也。”

  文/本报记者 王勉 【编辑:房家梁】

【编辑:葛成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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